美西当地时间10月31日，据Daily Post报道，22岁华裔少年Tone Yao Lee（李堂耀，音译）多年来一直与抑郁症作斗争，而他还是选择在10月26日在加州硅谷中心帕罗奥图市（Palo Alto）的一条铁轨上疑似卧轨自杀，结束了自己生命。
而5年前他在读高中时候，就发表了关于抑郁症的文章，并且表示，周围一些朋友也都相继自杀了。那么在这些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根据报道，当局表示，10月26日，22岁华裔少年Tone Yao Lee（李堂耀，音译）被发现死在加州硅谷中心帕罗奥图Charleston Road附近的铁轨上。
Lee在新加坡出生，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加州湾区。他去过中国、法国和加拿大，并在高二和高三的时候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服务旅行中帮助建造房屋和粉刷建筑。
他养了一条只有三条腿的狗，名叫库珀，他喜欢体育视频游戏、喜剧电视节目、嘻哈音乐、金州勇士队和底特律狮子队。
这样一个有爱心，善良，兴趣广泛的男生，怎么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李于2017年毕业于冈恩高中(Gunn High School)，紧接着就读于圣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据他2016年为该校报纸《冈恩甲骨文》(Gunn Oracle)撰写的一篇文章称，他多年来一直与抑郁症作斗争。
在那篇文章中，李谈到了说“我不行”和寻求他人帮助的重要性。他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的三个朋友自杀了，这深深地影响了他。
从2009年6月到2015年3月，有9名冈恩高中的学生或毕业生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李同时在一部名为《成功的边缘》(The Edge of Success)的纪录片中出现，该片从当地高中生的角度探讨了帕洛阿尔托的自杀群体。
直到他离世的那一刻，他高中时候记录与抑郁症抗争的文章再次出现在大家眼前，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少年的内心世界。
承认“感觉不好”为什么重要
你好吗？你的一天过得怎么样？最近在忙什么呢？
无论我的实际感受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我总是给出同样的、机器人式的回答--我很好。
在成长过程中，我被教导要掩饰自己的情绪。即使在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我仍然强迫自己在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别人的倾诉对象，但我自己总把话埋在心里。
我的整个青春期都是这样度过的，甚至直到我高一搬到Palo Alto的时候也从未改变。
高一、高二都很顺利，我在学校、朋友和体育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我每天都期待着上学。
然而，我的信念却迎来人生的终极考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有3个朋友自杀身亡。
我受到极大的冲击，在整个高三期间，抑郁症的迹象开始显现，我的生活举步维艰。
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一直充当聆听者，尽管看到朋友向我敞开心扉，诉说他们的脆弱，但我仍然无法分享我内心的感受。我想为他们坚强，不想让他们担心我。
我的健康和快乐开始下降，我对学习的热爱慢慢被无精打采和昏昏欲睡的感觉所取代。即使是完成一项基本的家庭作业，也变得非常艰难。
不过，我还是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还好吗？"我内心深处知道我不好，但我仍然害怕说不好。无论我度过多么糟糕的一天，我仍然对自己保持沉默，从不告诉别人我的真实感受。
然而，消极的想法开始吞噬我。学校作业和聆听朋友的心里话，并没有带来足够的帮助，我感到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在学校里，我仍然强颜欢笑，我成功地骗过了所有人，但我自己除外。这种感觉让我不堪重负，我经常想找一个可靠的朋友倾诉，但当时机成熟时，我又退缩了。我不想让人们认为我是软弱或情绪化。
最后，抑郁的感觉变得难以忍受。我对以前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即使是打篮球，和与朋友出去玩也变得单调乏味，只是另一种日常生活。
我别无选择，但我希望冲破情绪的束缚，跟我的朋友倾诉。有一天晚上，当我从学校回到家时，我向一个之前向我倾诉的朋友坦诚了我的心声："我过得并不好"。
说完后，我从很多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作为人类，我们努力做到完美，或者至少装出完美的外表。人们认为我拥有一切，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让我总是努力满足人们对我的期望——即使这是不合理的。
戴上期望的面具令人筋疲力尽，它迫使我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我想成为每个人都期望我成为的人，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未能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我成功地取悦了所有人，除了我自己。
然而，通过承认我并不好，压力从我的肩上卸下，我允许自己以我想要的方式生活，而不是活在别人期待下。
当我情绪低落时，我的朋友们能看出来，他们开始为我担心，因为我从不承认。他们更愿意让我说出心中所想，而不是让我自己面对问题。
通过说"我不好"，我开始接受别人的帮助，我知道如果我一直保持自我，我就会陷入悲伤的怪圈，这是不健康的。
当我向朋友说完心里话后，他帮助我找到了适当治疗。我开始去看心理医生，但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字打开了双向交流的渠道，他也知道他可以依靠我。
尽管听起来很陈词滥调，但重要的是要记住，隧道尽头总是有光明，这就是今天让我继续努力的原因。
当我承认了自己有抑郁症的事实，并面对它时，我意识到，我有可能从抑郁症中恢复过来。
不管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但总会好转。无论是一天、一周、一个月甚至一年，我会慢慢康复，因为我知道，朋友时刻在我身旁。恢复过程可能是困难和漫长的，但它是值得的，这一切都始于承认你的病情并说“我不好”。
我目前仍在康复过程中。我的抑郁症好转了，我开始慢慢找回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乐趣，虽然我仍然为朋友的死感到遗憾，但我已经学会接受它们，并允许它们将我塑造成今天的我。
记住，如果你过得不好，不必假装快乐，承认“我不好”，没有什么大不了。
在去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帕罗奥图已有3名是华裔高中学生自杀，该地区15岁到24岁年轻人的自杀率为全美国平均的6倍。
Palo Alto的房价是全美最贵的那一档
美国《大西洋月刊》专刊报道了这几起“硅谷自杀事件”，杂志发行前，先在网络发布了文章。文章称，表面上看，这些“富二代”光鲜亮洁：他们开车上学、衣着华丽、成绩优异、医疗有保障他们似乎前途无量。
但是实际上，他们中有不少“问题少年”。酗酒、吸毒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受抑郁症和焦虑症困扰的学生比率也比平均水平高出两到三倍。
为何在这个创造了许多高科技产品，甚至可能研发出怎么延缓衰老，阻止死亡的地方，这么多青少年都会不幸地选择自杀呢？
据《大西洋月刊》记者调查，主要因素是压力：
来自父母、老师以及他们自己的压力，不仅要学习成绩优异，在其他一系列活动中也要表现优异。种种压力让这些孩子感到非常劳累、难以胜任、极其孤独。
但这只是直接因素，媒体继续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暴露的教育问题。
要在美国的富裕阶层获得一席之地，竞争变得异常残酷。孩子们必须进入精英大学才有这种机会，但自从1970年代以来，这类大学数量“基本上没有增加，反而变得更加挑剔”。精英学校学历在社会上是能力的标志，而且结交的校友也都来自上流阶层，精英大学入学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学生投入大力气来应付入学考试，一旦敲开了大学的门，学业上就松懈起来。
另外，组成美国精英阶层的群体不再是家族企业老板，而是有着出色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士。家族企业可以直接交给子孙，但是教育却不能。无论父母多么成功，他们的孩子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优异学历（当然，他们的父母会为子女教育提供很多先天的优势）。正如社会学家Hilary Friedman所言：“你是医生、律师或者MBA,你没法直接把这些传给子女。”
美国上流阶级的家庭教育哲学，可以归纳为：“富贵不足保，惟名校精英教育之泽可及于无穷。”
确切地讲，美国精英阶层有一个重要共识，即留给子女的最好遗产不是金钱，而是精英教育。换言之，世袭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原因，是精英教育的世袭。
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生活富足的家长之间争抢心仪幼儿园学位的竞争几乎到了角斗般的地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两名经济学家把这种在早期学业成就方面的竞争称作“幼儿竞争”(Rug Rat Race)。“进入大学机会的稀缺导致父母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花更多时间帮孩子准备大学入学考试。”
而且，父母学历越高，这种竞争越激烈，因为精英学校席位少，学历低的父母连试一试的机会都很小。所以，高学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时间投入越来越多，尽管他们的时间很值钱。
美国硅谷聚集了大量上一代中国精英
在硅谷高中自杀学生中，华裔占很大比例。这也和华人争强好胜的教育传统有关。湾区主流媒体SFGATE在2015年，帕洛阿尔托市青少年自杀率频发的时候，写了一篇《为什么帕洛阿尔托市孩子选择自杀》报道，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而让人意外的是，连续自杀事件中，亚裔占多数。
在报道中提到，2015年11月4日华裔大三学生卡梅伦·李(Cameron Lee，音译)在铁轨上自杀了。不到三周前，5月从冈恩高中毕业的奎因·金斯(Quinn Gens，音译)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两个半月后，高三学生哈里·汉尼·李（Hannyi Lee，音译）也自杀身亡。六周后，帕洛阿尔托高中二年级学生朱庆瑶(Qingyao Zhu，音译)也自杀了。
这一系列悲剧在帕洛阿尔托并不新鲜:就在五年前的七个月里，四名冈恩高中学生和一名刚毕业的学生自杀了。对于帕洛阿尔托的父母、孩子和忧心忡忡的市民来说，在青少年一代连续的自杀是难以承受的。
华裔子弟的优异成绩和父母的督导有莫大关系。很多华人选择去海外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的统计显示，近年来超过80%的申请人将子女教育作为最直接的移民原因。
然而在美国读高中并不那么轻松。很多国内的家长为了让孩子避免面对高考的过度竞争把孩子送到美国读高中，希望孩子能在轻松的氛围中顺利进入好大学，这其实是一种错觉。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丹尼斯·波普教授就指出：“不要认为美国的学生生活在天堂中。美国学生压力也很大，他们除了搞好自己的学业，还要兼顾很多课余活动，如果你在中学时没有加入过什么社团，也没有什么特长，没有一所大学会录取你的。”
也就是说，评价一个学生的指标，不仅是学习成绩，还有课外活动，即通常认为的素质教育。
很多华人父母从小在中国接受传统教育，又在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中长大。在他们看来，对孩子严格要求，让他们保持优异成绩，同时多才多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现在特别是在美国东西两岸华人聚居的地区，高中生的竞争更是白热化。学生们计较GPA成绩0.01的差距，很多人学十多门课程外，还要参加几个社团，如乐队、运动队，每周花几个小时做义工、搞科研，这样下来很多高中生的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
华裔父母都是“虎爸”“虎妈”，他们普遍重视子女教育，严格督促和引导，加上与美国教育中重视社会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的特点相结合，自然就容易催生多才多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然而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美国教师联盟网上健康调查结果发现，压力过大对个体身心健康极其有害，尤其是对于成长阶段的学生来说。内在心理上的变化通常包括暴怒、抑郁、无休止的紧张和焦虑、对人缺少关注以及自杀倾向、青春期精神分裂症、选择性缄默症倾向等。
几年前，虎妈蔡美儿的“强力手腕”教育风格让西方人震惊：有一次大女儿索菲亚在数学竞争中输给一个韩国小孩屈居第二，蔡美儿勒令她每个晚上做2,000道数学题，直到她重夺第一；为了让女儿练好一首钢琴曲，连续弹5个小时不准休息。也许大多数父母都不会像虎妈这么极端，但是功利和强制的方式确是很多父母的共性。
严苛的教育方式对于某些人可能管用，但对于一些内心不是那么强大的人可能意味着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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